我们说一个法社会具有法人格，不过是在简略地、且拟人化地描述构成该法社会的法秩序已经形成一个完结的统一体。

最高法院对密歇根大学法院的录取政策进行了严格的司法审查之后，得出在高等教育语境中，学生群体多样性是州的一项绝对利益，也是法学院的一项绝对利益。陈林林，博士、教授，浙江大学法理与判例研究所所长。

在本案中，为实现学生群体多样性这一绝对利益，法学院对种族区分入学政策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设定。走得更远的反对者则声称，学术自由只是一种职业权利(professional right)，而非法律权利。[7]南北战争后，改革者们开始建设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大学，并培养能适应、领导工业社会向前发展的人才。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但大学自治意义上的机构性学术自由权，不应挤压教师或学生的学术自由权。进入专题： 学术自由 。

[22]后Grutter时代美国下级法院的判例表明，宪法性学术自由权的保护范围，仅限于那些学术性的、意识形态中立的决定。相应地，早期关于学术自由的争端，例如1894年的伊利案，都是通过舆论或者压力团体的介入才得到妥当解决的。然后经过组织对你的严密考察，觉得你还不错，最后通过，成为预备党员，还有一年的预备期。

但还有另外一层，宪法有政治性，或者叫政治宪法，政治宪法包含什么内容？有一些宪法的内容并非完全用法院的系统、权利保障，特别是权利保障条文之后，如果侵犯了个人权利、社会基本权利通过司法权力解决，有一套立宪机制，政府赋权给它。所以我谈三点自己的想法：一是理解30年中国的宪法，之所以会使让不同的人不同角度看宪法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宪法本身笼而统之是一个大杂烩，要什么有什么，要好的、差的、乱七八糟的都有，不过作为学者或者作为研究这个宪法的人，不能说它是一个大杂烩那么简单，所以我以复调的视角来看，以双重的视角进行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包括现在的劳教，现在说要修改，实际上劳教违宪。在中国现在体制里，要说30年有什么重大变化，这是最重大的变化。

换句话说中国的自由空间不是宪法性的、法律性的，而是社会变迁必然伴随的附产品，特别是宪法意义上。为什么？因为任何宪法的变更是在社会巨大变革的时刻才能变化，平白无故的要改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主持人：你说的是08宪章？）不是，宪法变化主要是消极方式，是社会推动着它发生改革，这个机会在六四时失去了。

我本人喜欢从历史的视角理解问题，而且我对我的学生讲我绝对赞成学者关心现实，像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比较关注重大的事件、维权事件，我不反对，但我认为观察现实事件有知识分子的视角和方法，我认为知识分子其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方法或者可以被大家忽略不计的方法是往回看，而非往前看，从历史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的性质和价值，价值不管正面与否。（现场笑）可我51岁了，也没有接班人的迹象（现场笑）。弄完后进行解释，学者就有无限的解释力，为什么公民是目的、国家是手段，我们有时上课也讲。最后我谈一下自己的观点，三位都说了回眸与展望，我觉得谈了很多回眸的东西，但有是否实施的问题，我非常同意王老师的回眸，建国以后的几部宪法，除了78宪法以外，共产党都在认认真真的制定宪法，制宪过程非常认真，各种记录、各种争论非常多，比其它国家热闹多了，全国人民都在参加讨论。

但就这点，现行宪法不够，我们有没有违宪审查制度？号称有违宪审查制度，可经验证明这个制度时效性非常低，需要改革，因为它是现行宪法规范内部的缺陷。我要问党的领导在哪方面还没有得到实施？（掌声），党既管军队、干部，又管意识形态，现在还管司法、大学、村委会（现场笑），还管足球俱乐部、街道、厕所。现在《基本法》在宪法价值上是中立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它提出批评，非绝对。宪政的三种类型：君主立宪的宪政、共和宪政、人民宪政。

第二位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大家欢迎。宪法是囊中之物，想玩就拿出来玩，不想掏出来就揣在兜里，问题在这个地方。

某次我好奇在谷歌上打王人博三个字，结果王是敏感词。所以我觉得邓小平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废除了领导的终生制，通过现任制实现政权的交接。

如果有公民美德，会有对他人的损害就是对我损害的一种意识，这样的话，每个个体人才是人民，否则就是过去的草民、臣民，真正的人民和公民要有公民美德，参与社会、参与政治，要有参与感，这是你的责任，不光是权利，这块中公民意识要逐渐培育出来，维护权利意识，参与的一套制度要开放，这是未来改革中或者展望中所期待的东西。点评嘉宾（之一的郭道晖先生本会到来，但昨天生病了）：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大家欢迎，他是一个欢乐的人，宪法有他就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宪法。实际上宪政不仅是西方的，在东方很多国家也有宪政。记得当时的李鹏有一个讲话我们的宪法是一个好宪法（好宪法声调比较低），他讲话我比较着急，如果是我们讲，就会比较亢奋：我们的宪法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宪法，不过他那样说，我充满着向往，因为九个常委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而且锦涛同志对我们的宪法做了很高的评价，但前段时间连宪政都成了敏感词，林老师您的乐观就这样吧（现场笑）。我可以说再往前推，60年之前国民党的宪法都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的宪制结构与当时党的关系，国民党有一套军政、训政、宪政的说法，那是国民党的党和当时的宪制国家关系。但我从鸦片战争往后想，其实这个整体性不是一个坏东西，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整体性不可能是一个坏东西，比如说现在的美国的战略转移等东西，如果没有整体性我们怎么办？我去日本，日本教授公开跟我说非常赞同司马辽太郎的观点：中国要分成八块、九块。

这些问题不是防身术的问题，而是可能因为一些事件人为的压缩。我经常说邓小平生缝乱世，人生经历告诉他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家经过长期战乱、动荡不安的国度，按照他的人生经历：中国要干一点事必须要有稳定的环境，众口喧哗什么都干不了。

后来在百度上打王没有问题，但在谷歌上不行，这可能跟王立军有关。但弊端也非常明显，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中国30年的视角往前拉，放在整个中国近代性的视野和场域中，这样才能看清楚。

但某人为了自己的将来发展很精制，实际上特别愚蠢，精致的个人主义、利己资本主义最后是败坏，而且这种精致达不到自己所期望的真正利益，所以对利己主义不要过多的追求，就在看到他人遭受损害时你出面维护才可以真正保护自己。民族的认同，能不能以中华民族的概念达到认同的标准？一百多年来没有解决。

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那个王就不是敏感词。第三阶段，劳动人民或最大多数人掌握政权，特点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主持人：作为主持人我补充一点，大家看人民怎么推动宪法不仅要看正能量，比如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包括民主自由的学者，还要看到王立军、薄熙来对宪政的影响李，因为王立军的出逃、薄熙来的破产反映了什么问题，现在这种体制玩不下去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但重要的是我们说出来、表达、做，这个东西有多远我不敢说，不过我相信行宪力量的未来并充满着信心，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现场笑），谢谢大家。

我转发了：这个讲座既没有政治，也没有未来，只讲历史，不来也罢。这样的比较视角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物，同样也涉及到邓小平这个人物，按照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官方和民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并不是众声喧哗的。

今天《人民网》发了一篇文章说，之所以迟迟没有搞政治改革，主要是理论准备不足60年也好、30年也好，它有它的优势，能看清很多问题。

我说我们都是56个民族、56朵花。非常有意思的是昨天我见到一个90后的藏族青年，随便聊了几句，我问了他几个个问题：第一，你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吗？他说不知道。

其中1975年、1978年、1982年是对宪法进行整体修订，其余六次都是局部修改。美国宪法也是双重主体——we，people（我们，人民）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双重主体设定。但中国人不是，中国从来是循环一样，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几年的时间。与其说评价30年中的宪法，倒不如说如何看待30年。

我觉得幸福对13亿中国人来讲，确实是人民的力量。北京是什么？用官方的话来讲是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但在政治缺乏认同的情况下，越是中心越是偏远。

我要问党的领导在哪方面还没有得到实施？（掌声），党既管军队、干部，又管意识形态，现在还管司法、大学、村委会（现场笑），还管足球俱乐部、街道、厕所。一般谈宪法首先是法律的宪法，规范主义立宪，能够有一套司法、人民代表大会尤其是司法违宪审查的一套法律实施制度配合的宪法，用我的话来说是法律性的宪法。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江泽民所说的，《江泽民文选》第3卷603页上述5-10行跟中央军委告别时所说的。宪法非常高，够不着，宪法司法化在肖扬时代曾经明确的在法院的判决里出现过，后来在王胜俊时代又被淹没下去。